1921年：中國共產黨百年教育反貧困的時間契機
歷史學家黃仁宇先生以立足歷史、關注現(xiàn)實為方法，提出以核心事件和核心人物活動為主線的“大歷史觀”。本質上，這是要求歷史研究秉持整體化的文明思維與歷史意識，在過去、現(xiàn)在、未來三個時間維度上，以空間、場域為切入點鋪陳開來，考察某些歷史事件發(fā)生的時空背景、來龍去脈、前因后果，及其在文明演進、思潮變遷、繼承傳續(xù)脈絡中重要的歷史意義和時代價值。本文試圖通過系統(tǒng)梳理百年教育反貧困歷史，回答中國共產黨如何憑借重大歷史事件、重要會議、重要指導思想，以及具體的工農群眾教育、成人教育、掃盲教育、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等教育活動，滲透國家觀念、民族意識、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認同感和治國強國理念，并在現(xiàn)代民族國家建構中協(xié)調城鄉(xiāng)、工農、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等矛盾。
與黃仁宇先生歷史研究聚焦于 “無關緊要的一年”不同的是，本研究聚焦的是中國共產黨百年歷程的誕生之年——1921年。在中國革命史上，1921年作為中國共產黨全部歷史的開端，具有重要的時間意義和歷史價值。圍繞中國共產黨的成立，與教育反貧困關聯(lián)的，是一個基本事件和兩個重要人物。
（一）一個基本事件：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及相關文件
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大會通過了 《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等一系列文件?！吨袊?/span>產黨第一個決議》提出：要成立工人組織，組織產業(yè)工會。“因工人學校是組織產業(yè)工會過程中的一個階段，所以在一切產業(yè)部門均應成立這種學校，例如應成立 ‘運輸工人預備學校’和 ‘紡織工人預備學校’等”。同時規(guī)定，“學校管理處和校務委員會完全由工人組成，學校的基本方針是提高工人的覺悟，使他們認識到成立工會的必要。這種工人學校應該逐步變成工人政黨的中心機構，并且不應該教授多門不同的課程”。在工人學校的基礎上， “還要成立工會組織的研究機構，研究產業(yè)工會組織的工作方法等問題，教育工人從而使他們在實踐中實現(xiàn)共產黨的思想”。重視工人教育，成為建黨初期建立 “工人學校”的政策基礎。
《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中指出，“把工農勞動者和士兵組織起來，并承認黨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實行社會革命”。這意味著，在建黨初期，除對工人教育的重視，中國共產黨已然認識到，農民問題乃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只有通過農民教育幫助農民覺悟起來、組織起來，才能依靠農民奪取全國政權。
梳理顯示，《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作為中國共產黨成立初期的重要文件，充分體現(xiàn)出黨對工農教育的重視。黨的平民教育觀，也主要通過推動工農教育實踐來體現(xiàn)。在最大限度內給予工農群眾教育，在一定程度和范圍內，維護了平民的教育權利，打破了少數(shù)人獨占教育的特權，使得普通平民獲得了文化知識，這也是中國共產黨早期對教育公平 的積極探索實踐。這次大會除了重視工農群眾教育之外，也重視普及小學教育，尤其將工農子弟教育權的獲得、教育機會平等的爭取，作為革命斗爭的具體目標之一。直至新中國成立時期，中國共產黨都是將基礎教育定位在服務于民族解放和國家獨立的大局下，強調義務教育的普及、教育與宗教的分離、男女平等接受教育等。中共一大頒發(fā)的系列文件，充分顯示出中國共產黨自建黨初期，就高度重視教育及其反貧困工作。以教育配合建黨和發(fā)展，配合啟蒙與發(fā)動工農大眾，為中共建黨后期教育方針、教育政策的制定，以及教育發(fā)展提供了指導思想、政策依據(jù)和實踐條件。
（二）兩個重要人物：毛澤東和陳獨秀的教育反貧困思想及活動
作為我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與教育家，毛澤東提出， “崇教育以培國本。”我國今日之要務，莫過于圖強；而圖強根本，莫要于教育。早在1919年，毛澤東就曾提出十幾個囊括教育研究和改革的問題。毛澤東當時最關注的，是對于工農大眾的教育普及。1921年8月，毛澤東創(chuàng)立湖南自修大學，這是中國無產階級的第一所革命大學，也是中國現(xiàn)代教育史上最早的一所培養(yǎng)革命干部的新型學校。自修大學是平民主義大學，目的是為平民辦大學，培養(yǎng)改進社會的人才，因此學員入學時還會特意審查求學目的、人生觀等，以保證將有志青年培養(yǎng)成革命人才。同時，還擬定 《湖南自修大學組織大綱》，其中包括：“取古代書院與現(xiàn)代學校二者之長，取自動的方法，研究各種學術，以期發(fā)明真理，造就人才，使文化普及于平民，學術周流于社會；本大學研究之方法分為單獨研究與團體研究，組織研究會；本大學學友為破除文弱之習慣，圖腦力與體力之平均發(fā)展，并求知識與勞力兩階段之接近，應注意勞動。”即使此時毛澤東的教育思想尚在萌芽階段，但已經可以看出其價值性，有些觀點依舊適用于當代學校。盡管自修大學開辦的時間較短，但其影響深遠，也極大地促進了馬克思主義的傳播，為培養(yǎng)革命干部做出了重大貢獻。
除了對人民大眾教育的強調，1921年 4月，毛澤東還提出 “應增加 ‘教育行政機關對于實施教育之人員，非依法律不得任意干涉及撤換’的內容，并主張根本推翻德國式劃一的教育制度，教育獨立于官廳干涉之外。”就歷史發(fā)展脈絡看，這些思想和觀點產生了深遠影響，極具時代意義和社會價值。
另一個重要人物是陳獨秀。1921 年，陳獨秀擔任廣東省教育委員會委員長后，加強廣東教育事業(yè)的領導，大力宣傳發(fā)展新教育，進行教育改革。1921年1月，受廣東高等師范學校和廣東省教育會邀請，做了題為 《新教育是什么》和 《教育和社會》的演講。在兩次演講中，陳獨秀都強調教育與社會的密切聯(lián)系，反對教育與社會分離。陳獨秀批判舊教育。他認為舊教育把教育和社會分離，導致了社會上人們不重視教育，不相信教育的作為，減少了教育效力。因此，陳獨秀主張一切教育建設在社會需要上，教育須聯(lián)系實際，學術須與社會結合。同時主張學校應向社會開放，造就社會化的學校和學校化的社會。
1921年，陳獨秀曾任職于廣東，他開辦工人夜校，首創(chuàng)中學男女同校，活躍了男女青年的思想，并培養(yǎng)國文教師，開辦俄語學校，在廣東傳播馬克思主義、創(chuàng)建黨組織培養(yǎng)干部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除此之外，陳獨秀在教育本 質及特性、提倡民主科學、反對教會教育等方面，都有獨特見解，對今日教育改革具有重要的啟迪意義。
除毛澤東與陳獨秀外，李大釗、胡適、葉圣陶等一批教育家，在普及國民教育、規(guī)范培養(yǎng)目標、力倡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改革等方面的教育主張，映透著該時期民主平等的教育理念和與時俱進的教育改革精神。
中共一大的教育政策，毛澤東、陳獨秀等對教育的積極探索，為共產黨人教育理念的進步和教育實踐的改進，奠定了扎實基礎。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經過百年發(fā)展，中國教育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構建了具有中國特色、符合中國國情的教育反貧困體系，使更多更公平的教育發(fā)展成果惠及全體人民，在推進教育現(xiàn)代化、建設教育強國、辦好人民滿意教育等方面取得了顯著成績” 。
中國共產黨百年教育反貧困體系
20世紀20年代，奧地利生物學家貝朗塔菲最早確定 “體 系／系 統(tǒng) ”的概念，認為體系是物質存在的形式，也是人類社會和人自身存在的形式。中國共產黨百年教育反貧困體系的形成，歷經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新時期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四個歷史時期。既從價值、制度上表現(xiàn)為邏輯時間的承接性，也從理論與實踐層面，體現(xiàn)為歷史事件與年代紀事的整體性和關聯(lián)性。研究從價值、制度、理論與實踐四個維度，明確在不同時空框架下的承續(xù)與鏈接，以回應中國共產黨百年教育反貧困體系建構的社會需要與時代訴求。
（一）中國共產黨百年教育反貧困價值體系
中國共產黨百年教育反貧困價值體系，形成和發(fā)展于不同的社會歷史時期，旨在揭示教育反貧困在我國政治、社會、經濟、科技發(fā)展歷程中的重要地位、價值本性、本質，以及中國共產黨認識和實現(xiàn)教育反貧困價值的內在規(guī)律，是中國共產黨百年教育反貧困意識的集中反映，闡明了教育反貧困在民族、國家、社會發(fā)展價值世界的規(guī)定性，以及與其他反貧困措施的意義差別。事實上，早在中國共產黨誕生前，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已然認識到教育的重要價值，提出 “在革命過程中使民眾增強智慧，養(yǎng)成民眾的民主、共和的精神”。李大釗認為，“教育對于社會改造的作用，突出地表現(xiàn)在它能 ‘培根固本’，提高人民的覺悟，促使民族精神的再生和再造 ”。該理念為中國共產黨構建教育反貧困制度，提供了直觀的價值引領和理論依據(jù)。
縱觀百年歷程，中國共產黨教育反貧困價值，表現(xiàn)出較強的時代性、階段性和差異性特點。如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教育反貧困的主旨為 “促覺悟、訓能力”，意在通過重視工農群眾教育，以喚醒全國人民謀 “獨立、自由、解放”的意識，讓廣大人民群眾懂得只有獨立、自主、自由、解放，才能擺脫貧困，才能平等享有政治、經濟、受教育機會。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教育基礎落后，小學入學率只有20%左右，80%以上的成年人口是文盲，農村文盲的比重更大”。由此，毛澤東提出“兩條腿走路”的鄉(xiāng)村教育方針，主張發(fā)展 “多快好省”的農村教育，實行全民辦學和 大眾辦學并舉。以 “掃除文盲、普及小學教育”為主的救濟式反貧困，也因之成為該階段教育反貧困的價值追求。
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新時期，國家“貧窮”問題依然嚴峻。“中國還沒有資格被稱為超級大國，因為我們很窮”。從20 世紀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鄧小平在不同場合多次強調，要充分認識中國 “窮”的現(xiàn)實，要充分認識我國貧窮落后的面貌?；?/span>對國家窮、落后， “人口多、底子薄”的清醒認知，中國共產黨確定了 “科教興國”戰(zhàn)略，提出優(yōu)先發(fā)展教育事業(yè)的價值定位。這意味著，該階段的教育反貧困，反映了教育須充分考慮國家、時代、社會的發(fā)展需要，強調教育反貧困的家國職責和社會擔當。另一方面，基于對教育與社會發(fā)展關系的科學認知，也開始強調從教育自身發(fā)展特點、規(guī)律、價值、教育結構角度，反教育自身的貧困。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教育反貧困，以“精準性”和“差別化”為價值引領。這一階段的教育反貧困，具體可提煉為“精準、差別化、阻斷貧困代際傳遞、公平有質量”幾個主題。其中，精準、差別化是教育反貧困具體措施，阻斷貧困代際傳遞是目的，公平有質量是理念、是標準。幾者相輔相成，互為助力，形成以政府為主體，政策為保障，真脫貧、脫真貧為成效保障的教育反貧困體系。這意味著，中國共產黨在承續(xù)前面三個歷史時期教育反貧困價值基礎上，既充分肯定與認同教育反貧困的社會價值，又強調如何基于新時代社會發(fā)展新情況、新標準、新訴求，實施更具針對性、指向性、對象性的教育反貧困。這一以關注教育反貧困家國意義為基礎，向重視教育反貧困實踐方略與成效的價值轉向，既關乎國家、社會、經濟發(fā)展水平，也與教育自身社會作用的日益重要有關。教育作為社會經濟發(fā)展的動力源，教育反貧困的時代價值及社會功能，在21世紀以來，越發(fā)得到國家重視。
（二）中國共產黨百年教育反貧困制度體系
在 《資本論》中，馬克思通過分析資本主義社會歷史發(fā)展狀況，在揭示貧困根源時，指出 “資本主義制度”是無產階級整體性貧困的根本原因，并把制度革新作為反貧困的首要前提以及無產階級擺脫貧窮的出路。同時，基于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的立場，從人的解放與自由全面發(fā)展出發(fā)，指出解放無產階級的本質思想與理論武器。馬克思主義反貧困理論對 “制度變革、創(chuàng)新，和人的解放與自由全面發(fā)展”的高度重視，從公有制角度提倡為貧困人口提供就業(yè)、收入和社會保障，成為中國共產黨教育反貧困制度體系構建的理論基礎和行動指南。習近平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 周年大會上指出：“馬克思第一次站在人民的立場探求人類解放的道路，以科學的理論為最終建立一個沒有壓迫、沒有剝削、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理想社會指明了方向”。百年來，中國共產黨基于對特定時空下國家發(fā)展道路、發(fā)展階段、根本任務、發(fā)展動力、發(fā)展戰(zhàn)略、經濟水平、社會處境等的客觀認識，制訂了與教育反貧困相關的行政法規(guī)、章程、制度、公約等，強調從政策、文件、法律、規(guī)章等制度角度，規(guī)范教育反貧困目標、任務、主題、對象，保障教育反貧困成效。我們以影響力、代表性、重要性為依據(jù)，篩選整理了四個歷史時期中國共產黨教育反貧困政策，藉此反映中國共產黨百年教育反貧困制度體系的構建邏輯和基本理路 （見表1） 。
表1顯示，在不同歷史時期教育反貧困價值體系引領下，依托系列政策，構建了完備的教育反貧困制度體系。該體系反映出教育反貧困頂層設計的客觀性、時代性、方向性、合理性與科學性。同時，明確了不同歷史時期教育反 貧困的問題、任務、主題、對象和舉措，為如何通過教育反貧困，以及反教育自身貧困，指明了方向。中國共產黨明確認識到，我國的貧困，是 “特定條件下的體制性貧困和制度性貧困兼而有之的混合型貧困?；旌闲?/span>貧困將隨著生產力的不斷發(fā)展和社會主義制度的逐步完善逐漸消除”。“制度完善”也因之成為中國共產黨百年教育反貧困制度體系構建的內在動力，以及教育反貧困成效的強力保障。
（三）中國共產黨百年教育反貧困理論體系
2021年11月8日至11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審議通過了 《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以下簡